任上陆天明斥国产电影老套把电影当宣传品做郑绪岚鄂尔多斯孙艺心利绮岳夏

陆天明斥国产电影“老套”：把电影当宣传品做

解放讯 国产电影怎么了？一时成为我们最为关注的热点之一，而由此引发的话题，则呈现了多重性。中国电影，急需进行一番理智的反省和理性的整理。当前中国电影最缺少的是一种“本土的生活实感”，是与本国民众的“心象共通”。缺少了这一点，就无从谈及强烈的文董青化皈依感，也无从谈及强大的内心诉求，精准的文化指向，执着的精神重建意识，也无从谈及最真切的现实观察，最真挚的人情传递和最中国的心理描摹，最当下的生活写真，更无从谈及电影人的灵魂尊严所在。

1 银幕背后果然另有一处空白？

谈论国产电影，实质上是在谈论一个非常严肃的中国问题。这些年，它真的让国人很纠结！一方面，官方发布， 2011年国产影片产量已达791部，今年有望突破800部。年票房收入增至131亿。 (刚得到消息说今年上半年的票房收入已达八十亿。)票房每年增速连续6年保持在30%以上，为全球第一。全国平均每天新增银幕超过8块，全国城市影院银幕数已超过9000，并且拥有了亚洲最大的国家数字制作基地和一大批影视、动漫产业生产基地。如此这般，等等等等，似乎真是一副“大繁荣大发展”景象。另一方面，同时，我们仍然经常能听到不少人在叨叨： “国产电影？我从来不看！”

平心而论，我也很少看国产电影。不看，不是不想看，更不是有成见。实在是因为住的地方离影剧院太远。所以，一段时间以来，但凡有朋友找我探讨国产电影的得失是非，我总是跟人打哈哈推诿。你都没看，瞎嚷嚷个啥呀？没调查没发言权嘛。但这一年多，由于某种工作关系，我每周不论风霜雨雪或严冬酷暑，必须“苦哈哈”地 “跋涉”数十公里去某单位看两三部 “刚出笼的、还冒着袅袅热气”的国产新片，并带回两三个急等着拍摄的电影剧本来 “拜读”。十几个月下来，好歹也算看了近百部新片和剧本。可谓感慨良多，确实有话可说，也有话要说了。而最想说的一句话是：谁再要跟我说目前国产电影已经走上 “大繁荣大发展”的快车道，我真跟谁急。因为我觉得在这所谓的 “大繁荣大发展”的背后，实实在在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空洞。而且，短时间内我还看不到有消除这个空洞的可能性。为此，我非常赞成国家电影管理部门一位负责同志对此现状说的一句话，必须说明他的这句话当时是只针对国产大片说的。以我之见可以挪过来用在全体国产影片身上，那就是：中国电影急需进行一番理智的反省和理性的整理。紧迫性还在于这种理智的反省和理性的整理已经开始了吗？何以见得它们已经开始了？我们怎样才能对国产影片的再度辉煌寄以那种应有的、最起码的期待？

海德格尔说过： “任何发问都是一种寻求。任何寻求都有它所寻求的东西方面而来的事先引导。” (《存在与时间》三联版第七页)自然的，我们应该对国产电影的现状先有一番清楚的梳理。

首先要澄清的当然是在这一派 “大繁荣大发展”的景象背后，果真还存在着这么一个雷人的 “空洞”吗？

显而易见，空洞是明摆着的。我手头有这样一个数字：去年摄制的791部国产影片，只有180部进入院线公映，另外那六百多部片子因了种种原因都被院线拒收，没能在电影院进行全国性的公映。也就是说，百分之七十多的片子广大观众是看不到的。一颗零件做出来，装不到机器上去，算不算 “废品”？我想应该算的。再算票房的账：从2002年的十亿元票房收入激增至去年的131亿元，不能不说是 “大跃进”。但我上查了一下，据说在八十年代末，我国电影年票房收入已经达到过27亿元，而当时的平均票价仅在一两元之间。也就是说，当初这二十七个亿是一元钱两元钱卖出来的，如果以同等票价计算，去年我们的票房收入大概就只能算作2亿5千万元左右。差多少？还有一点也并非不重要：当年那点票房收入完完全全是靠国产片挣的。而去年这个131亿元里将近一半 (百分之四十八？)还是国外大片替我们挣的。八十年代末，国人人均看电影三十场次，现在是零点一六场次。即便扣除一些大环境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当年绝大部分国民的文化娱乐生活空间比较逼仄狭窄，既没有电视机和电视剧，也没有电脑和络，更没有DVD和 “家庭影院”，业余时间 “只能进影院看电影”，或压压马路，逛逛商店和公园。但当前国产电影在票房收入和社会影响力方面仍然还远没达到当年国产片曾经达到过的高敦煌度，就像多年来小说和诗歌创作在实质上的 “萎软”一样，留待填补充实的那个“空洞”可说是相当大的。

再说影片质量。去年生产的影片之所以有百分之七十多被各大院线拒收，其根本原因当然是因为片子 “不好看”， “吸引不了观众”， “制作不够水准”或 “卖不出去钱”。今年是否有改观？从我这一年多看到的这一大批新片的情况看，应该说并不乐观，它们中的一多半，比如百分之六七十，或七八十，仍然有可能被各大院线老板们拒收，公映不了，成为积压在片库里的 “寄存品”或 “废品”。说一个最新的例子：前两天我又被叫去看了一部讲贫困山区学生进入大学校园后坎坷成长的新片。题材极好，也正当时，但拍摄制作之差，故事编撰之生硬、概念化之极致，表导演、化服美的水准都达不到一个县业余剧团可以达到的水平 (我拿县业余剧团来跟它比，对县业余剧团都是个侮辱)。好几位在座的同仁几次都看不下去，要提前离场，有一位专门研究俄罗斯电影的老专家难受极了，不得不紧急吃两颗 “养心丸”来支撑自己接着往下看 (绝非夸张编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任何时期都会出现一些质量极差的文艺作品，烂到如此程度的影片在我们国产影片总量中肯定只占少数 (但绝非个例)。常理是：一个工厂的产品如果有百分之十或二十是废品，不被市场或订货王力宏商接收，这个厂的经营者一定就坐不住了，得想尽一切办法来救这个厂了。而我们现在国产影片的废品率高达百分之六七十或七八十。国产电影业几乎都成了 “废品制造基地”了，既看不到，也没听到有什么 “紧急措施”出台。听到的更多的言论却是 “这个问题嘛，交市场去解决”。电影产业化后，诸多事情是应该交市场去处置和解决。但总不能 “只有交市场”这一条路。我们的电影市场不能和发达国家相比较，这个市场不成熟性的突出表现在大量的文化公司老板和地方某些部门，恰恰不懂电影，正是这些人在投资拍摄大量的 “积压品”和 “废品”。拍摄一部影片，即便是数字的，小制作的，最起码也得花费八九十万上百万元人民币。一般来说，都得二三百万或三四百万元，大制作的，从几千万到几亿元，就难说了。一年有六百多部片子 “被废”，少算算，也得有几十亿人民币打了水漂，而且连个响都听不到一声。对此，我们居然安之若素。我惊愕。

2 谁能给“脆弱的观影心理”以抚慰？

中国电影的现状当然不能只拿那些进不了院线的作品来做判别的唯一依据虽然这些作品占了年度总产量的多数。古往今来，在艺术创作领域里，一般的和比较差的作品总是占据多数。更何况，院线老板们往往只从 “能不能卖钱”来决定收不收影片的，比如，他们就接收了被许多人认定是很差的 《B区32号》和比较烂的 《绣花鞋》，就是明证。我们当然不能完全跟着他们的感觉走。但电影说到根儿上，它毕竟是 “大众艺术”，能不能进院线毕竟还是它 “生存还是毁灭”的重要临界点。为此，我们还是要看看那些进了院线的作品是不是也给我们 “脆弱的观影心灵”制造了什么样的慰藉或伤痛。今年上半年，我们收获了几部能让大家认可的公映的作品，比如高群书的 《神探亨特张》、陈凯歌(微博)的 《搜索》、管虎的 《杀生》等 (票房奇好的，还有我很不喜欢的 《黄金大劫案》和 《画皮2》之类的)。但仅从上半年总的情况看，仍缺少震撼之作。

据说今年上半年的票房收入中，国产的只占到三成多，大不如去年，绝大多数公映的国产片仍像往年的一样，出现亏损。而大部分影剧院在放映国产影片时，仍然维持着空空荡荡的只有两三个、三四个人在那儿观影的 “正常局面”。

难道能责备国人不给面子不愿掏钱支持国产影片吗？当然不能。

问题出在哪儿？近日，一位年轻的电影专家在他微博上发表了一些对当下中国电影的看法，我觉得颇有见地。他说： “我们的电影在内容层面上是不是具有文化性？这里的文化性是指那些最真切的现实观察，最真挚的人情传递和最中国的心理描摹，最当下的生活写真……假如我们不在内容上做电影文章(微博)，只是一味在营销手段上下力气……本土的文化皈依 (在电影中)都无法建立，又何谈世界营销传播？”在微博上另一个年轻人对当前的中国电影做了这样的判断。她说： “中国电影在经历了近十年的市场化后，依然缺乏理性判断和文化认识。”

3 能不再在这“老套子”里玩下去吗

我以为，问题的关键，我们的国产电影创作始终还固着在一个老套子里。说它 “老套”，是因为它基本还在沿袭多年来走的那条老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说最近这二三十年间)，我们的国产片基本上就是这三类。一类还把电影当宣传品做，或因应大的时局形势之所需，或因应宣传本地本部门本企业某方面的业绩、英模标兵所需，再就是为开发旅游资源拍一些风光片。这一类都由一些主管部门、大企业出题、出资，组织创作和拍摄。第二类是文化公司或电影集团为市场所需而制作的商业片 (打斗、搞笑、情爱、战争、贺岁等)，第三类就是 “电影艺术家们”的纯展现自我的小众片。三分天下的这个格局基本上依然如故。第一类片子数量最大，质量最差，我上边说的 “百分之六七十、七八十的 ‘废品’”多数就出在这一类里 (当然，必须提一下，在这一类型里，近年也拍出了极少数的精品，如 《第一书记》、 《杨善洲》、 《建国大业》、 《神探亨特张》等)。虽然年年有如此之多的成品被挡在院线大门外成了积压品和废品，却年年还在 “前赴后继”地制造着大量的这样的玩意儿。这个现象恐怕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会有的。这种现象的出现，和我国当前的产业政策有关。过去全国只有几家电影厂可以拍片，方方面面 “精耕细作”之严实慎重是众所周知、必不可少的。现在只要有个几万元就可以去工商报备，成立一个可以拍摄影视的 “文化公司”。全国大概已有数以千计(万计？)个这样的文化公司了。而这些 “文化公司”筹备的剧本只要在思想内容上无大碍，不管在艺术上粗糙到何等地步，根据现有法规，任何人都不可以阻止他们拍摄。而这些个 “文化公司”的掌权者中到底有多少人是真的稍稍懂了一点电影的，很难说。从长远看，从建立文化强国的战略需要，这样一个宽松开放的文化环境确实要比过去高度统合的做法更有利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电影的创作生产。但由于人员的素质素养和管理等方面全都没跟上 (也不可能马上就跟得上)，出现大量的残次品几乎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了。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会逐步起到一些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作用。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一，我们的电影市场本身还远谈不上完善和成熟，要完全依靠它来管制、汰选、调整、提高我们的电影生产，并不现实。二，有一种 “中国特色”不能回避。在我们的体制下，相当大一部分把电影当 “宣传品”来做的制作者本来就没有属意在电影市场上有所作为，这种制作的相当一部分甚至还带有某种 “行政行为”色彩。他们虽然也希望自己组织拍摄的作品能够得到公映，能获得好的经济回报和艺术反响，但如果得不到这样的回报和反响，他们也并不在意。他们找人攒本子筹集经费组织拍摄这一类片子，根本的目的只着眼于 “宣传”。或者只是让自己的顶头上司看到自己出了这本机主要测试原物料、成品、半成品的物理特性一把力就足够了。而为他们掏钱的企业老板也不敢向他们索要经济回报，只算做了一回人情投资罢了。至于许多初涉电影圈、踌躇满志于“文化事业”的老板们，虽然不差钱，但确实还不太懂电影，更不熟悉电影圈里众多复杂的人事和其他门道，掏钱以后，无法对电影拍摄的全过程实施有效监控，让具体办事的主创人员严格按电影制作规律行事，但等得知自己掏的钱打了水漂，想拍的电影根本就是个烂片，进不了院线公映，已经来不及了。而这样的老板在现如今的中国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足够让那些既没有拍好电影的真意，也没那样的艺术功底，除了想从老板手里搞点钱混自己日子，就别无其他企图的某些从业人员玩弄多少年的。

而要让这些不差钱的老板们真正懂点电影，能玩转电影圈的一些门道，着实不是一时半会儿、三年五载就成得了的。

最值得说道的是第二类片子，商业片。这一类片子也是这些年取得最大突破和成长的。突出的个例就是冯小刚(微博)。我以为他是要在中国电影史上和张艺谋、陈凯歌等同样取得应有地位的人。不夸张地说，正是有了他，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商业片，在众多 “艺术家和理论家”们还在鄙视电影的 “大众化本性”和 “商品特性”时，他力排众议地趟着一条走向高品质商业片的道路。他用自己 “满身伤痕”的创作经历和成果，告诉人们，商业片也是一种艺术，而且能成为高尚的艺术。他的一个指导思想：我就是要拍让老百姓喜欢看的片子，使之成为国产影片一个战略制高点，推动国产影片的更新和发展。当然，在某些人纯商业动机操纵下，这一类片子也已经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失控现象，它成了烂片和差片的第二个制造基地。一些毫无艺术品味和思想内涵可言的所谓恐怖片和 “准鬼片”正有越拍越多的趋势。比较典型的就是我上面提到的 《B区32号》和 《绣花鞋》。至于第三类片子的制作者们依然顽强地走在着重表现主创者自我的小众化道路上，艺术质量较高，差片和烂片最少，但恰恰是票房最差的，上面提到的放映厅里经常性地只有三五个，有时甚至只有一两个观众的现象，总是出现在这一类影片中。真的让人感到既 “悲壮”又 “心酸”。

4阿杜 “大器”何时方能“玩”成？

电影从业者，特别是一些明星大腕，总被认为活得特别光鲜而惬意的。其实其中不少人内心很累，也很惆怅。前不久，上海国际电影节组织了几场电影论坛，请了国内许多著名导演来会诊国产电影的症结。从他们的发言看，多数人都意识到，目前国产电影的创作和制作“存在问题”，他们忧心忡忡。但他们中的多数人仍然像过去一样，只是在埋怨大环境对自己创作的种种束缚，比如审查制度对自己的限制，院线老板不给安排好的公映时间场次，拍摄经费的不够富裕，宣传炒作的难以到位等等，很少有人惊醒过来，开始认真在自己身上 (自己的创作中)找找原因，为此，我才敢断言，还不能说大家期盼中的 “理智的反省和理性的整理”已经在进行之中了。我曾把国产电影的希望放在这一批以做艺术片为主的电影人身上，但渐渐地我觉得自己这想法很不现实。这一批人曾经拍摄过震撼了 “世界”的作品。他们都是大有才华的年轻电影艺术家，但成名以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和习惯就是立即地把兴趣和眼神都转向了国外。他们创作的唯一目的似乎变成了去获取国际奖，让外国人叫好。他们日常的生活除了筹拍和拍摄自己的片子，就是在世界各国之间飞来飞去，与圈内圈外的头面人物应酬来应酬去。他们再无真切的愿望去贴近本土的民众，了解本土民众，更谈不上 “取悦”本土民众。我敢言，他们另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已经失去本土的生活实感。而一个艺术家当他失去了本土的生活实感，只凭着一种一己之利害欲望在从事创作，无论他怎么用功，也肯定只能显露出某种被艺术视为大忌的 “江郎才尽”的气息。康德明言： “艺术是一种非利害的利害。”声称自己在搞纯电影艺术的人实质上已经被种种利害关系绑架的时候，便是中国艺术电影衰落的那一刻到了。更不要期待在他们的电影作品中拥有一种为电影所不能或缺的 “必看性”，能给观众承诺下一个精彩的 “情感联欢”，并在 “影院的黑暗中”为他们准备好了一种足够强大的 “诱惑力”，能 “点燃起他们全部的欲望”。(罗兰(微博)巴特)。同为第三世界的电影人，就所处的大环境来说，审查制度，全世界没有比伊朗更严格的，商业化冲击，可能没有比印度电影人所处的环境更商业化的了，但他们照样拍出了像 民航飞机即便产生爆炸也不会出现荡然无存的情况《暴雨将至》 (南斯拉夫)、《一次别离》 (伊朗)和 《三傻大闹宝莱坞》 (印度)那样深刻观照本国现实和当下、能强烈打动并震撼全世界人心灵的上品。

说到这儿，我倒是赞赏贾樟柯说过的一句话： “当前中国电影最缺少的就是当代性。”我理解他这个 “当代性”的意思，并非是说电影必须只能去反映当下的现实生活，而是指一种 “本土的生活实感”。是与本国民众的 “心象共通”。缺少了这一点，就无从谈及强烈的文化皈依感，也无从谈及强大的内心诉求，精准的文化指向，执着的精神重建意识，更无从谈及 “最真切的现实观察，最真挚的人情传递和最中国的心理描摹，最当下的生活写真……”，更无从谈及电影人的灵魂尊严所在。而缺少了这些，我至此们还说得上去拍什么好电影吗？那就很难很难了。

在这一次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有一位年轻的电影导演流着眼泪反省说，我们真的不能再 “撒娇”了！但愿这是真心话。

(作者系中国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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